廉政文化建设知识集锦
(第三辑)
益都卫生学校纪委主办
二00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大案追踪】
天津原检察长李宝金腐败内幕
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落马早已成为惊世新闻，但是，作为大检察官的李宝金，如何由执法者堕落成死缓囚犯，并不为众人所熟知。本文将以实景回放的方式，全面深入地独家披露了李宝金的腐败内幕和犯罪轨迹。
愿世人尤其是为官者，以李宝金为戒！
为博红颜笑干什么都行
李宝金滑向犯罪的泥沼，正是在他人生最顺利、最得宠之时。
1992年夏末，李宝金刚刚当上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后来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女商人——王小毛。
王小毛，时任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刚刚在商海中起步的青年女子。
王小毛原名叫王桂荣，曾用名王晓毛，生于1962年9月，原籍河北省沧州市。
王小毛从小随父母在天津长大，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她性格活泼、为人机警，1983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开发区某进出口公司。
五年后，在当时全国一片出国热潮的影响下，王小毛辞去公职到国外谋生。三年后的1991年，她摇身一变回国注册了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从此步入商界，开始了经商生涯。
由于没有背景和缺乏资金，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在开办之初业务量很小，一直在惨淡经营的状态下勉强维持着生意。
1992年初，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因和他人发生业务纠纷，被天津警方介入。
为尽快平息事态，王小毛通过关系找到了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宝金。那时，李宝金虽然和王小毛不熟悉，但是经朋友介绍，他立马答应协调处理。
李宝金办事利落，为人豪爽。再说王小毛物业公司的这起普普通通的业务纠纷本来也没多大缠头，所以，在李宝金的亲自过问下，警方很快撤出，事态得到了平息。
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李宝金处事果断、为人仗义的性格给王小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这件小事中，聪明的王小毛深深感悟到权力对自己的重要：要在商界中站有一席之地，只有依仗李宝金这棵参天大树遮挡才行。
自此，这个颇有心计的女人有意识地和李宝金套起了近乎，经常隔三差五地以各种借口邀请李局长外出娱乐玩耍，沟通感情。
李宝金爱打高尔夫球，王小毛便投其所好，经常邀请李宝金打高尔夫球。天津及附近的高尔夫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人的身影。有时为了一个好球，两人竟激动地热烈拥抱在一起……
李宝金是个性情中人，在女人柔情的攻势下，很快败下阵来。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情愫的加深，两人很快形影不离、难舍难分，最终成为莫逆之交。
从此，李宝金成为王小毛商场上的坚强后盾。他也将王小毛的公司业务视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帮助王小毛公司发展壮大。
1995年，李宝金先是支持王小毛成立泰力房地产公司(后改为浩天房地产公司)，又利用公安机关审批特种行业的特权，鼎力支持王小毛成立了浩天典当行和浩天拍卖行。
事后，在李宝金的运作下，浩天拍卖行被天津市政府指定为公物拍卖机构，经常承办天津市大宗拍卖业务。
1998年，李宝金向朋友们公开认王小毛为干女儿，为两人不正当的交往披上了一层光亮的外衣。
由于李宝金这根权力支柱的支撑，王小毛在天津商界逐步站稳了脚跟，公司经营状况如日中天，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在企业市场中异军突起。
为报答李宝金的知遇之恩，王小毛多次表示给钱以表谢意，但都被李宝金婉拒。
此情此景，王小毛备加感动，主动跟李宝金讲，我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我所经营的也是你的。李宝金的默许使两人在经济利益的联盟上又加深了一步。
这期间，李宝金的仕途也异常顺利。1993年7月，身为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的李宝金同时还被冠以一个新的头衔：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有了这个头衔，李宝金不仅在全市公安机关可以发号施令，在整个政法机关也都有了指手画脚的权力。李宝金的人生天平更加倾斜。重权在握的他，张开两只大手，无限伸展。
1996年4月，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有1200万元的业务款存在招商银行深圳市福田支行提不出来。渤海公司多次派人交涉无果，无奈之下董事长戴成文找到李宝金,请求公安机关以福田支行涉嫌资金诈骗帮助追款。
戴成文原是天津市化工局副局长，和李宝金是老朋友。1993年，他担任天津市化工局局长，1995年出任由天津化工厂、天津碱厂和大沽化工厂组建而成的渤海化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津门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
由公安机关出面帮助追款，这笔钱肯定能追回来。但李宝金却有了自己的另番打算。作为一个资深的老公安，他意识到，这是为红颜知己捞取钱财的绝好机会。于是，他给王小毛出谋划策，让王小毛的菲光物业公司以咨询劳务的形式参与为渤海化工集团的追款事宜，趁机从中捞取好处。
凭空飞来的意外之财，王小毛当然求之不得。两人一拍即合，王小毛爽快地答应参与其中，全力配合好渤海化工集团的深圳追款之事，并遵照李宝金的建议，承担起深圳追款之行的相关费用，为下一步分取利润奠定基础。
李宝金快事快办，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戴成文。戴成文听从李宝金的建议，找到王小毛，请菲光物业公司“帮助”追款。按照事前的预谋，王小毛大包大揽地应承下来。
事后，李宝金先让渤海公司向天津市公安局写了一份1200万元存款被深圳招商银行福田支行诈骗的报案材料，接着他很快批示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立案侦查。
很快，经侦总队根据李宝金的指示，派员赴深圳和王小毛一起为渤海化工公司追款。有了公安机关的介入，事情就好办多了。在深圳警方的积极配合下，追款活动进行的很顺利。
1996年5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为渤海公司追回存款1102.8420万元。钱从深圳汇入天津后，李宝金便向戴成文提出按实际追回款项总额的15%作为市公安局和王小毛的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的提成。
由于有事前约定，渤海公司答应按李局长的意见办。为使这笔提成款合法化，在李宝金的亲自指点下，1996年5月5日，王小毛和戴成文签订了一份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咨询劳务协议：由渤海化工公司付给王小毛的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劳务咨询费165万元。
假协议炮制完毕后，5月20日，渤海公司如约将165万元转入菲光(天津)物业有限公司的账户。
私情行而公法废。李宝金只是动了动嘴，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红颜知己捞取了165万元，也为自己的灰色人生迈出危险的一步。
为老友“两肋插刀”用的却是别人的钱
李宝金身为天津市公安机关的最高行政长官，手里掌握着维持津门治安的大权，他长期分管刑侦和经侦，由于职权特殊，有求于他的人尤其是商人数不胜数。因此，李宝金和天津的商界巨头多有往来。
当了检察长后，李宝金在津门房地产界更有影响、更有面子，以致私下里常有人非议：李宝金不像是个检察长，倒像是个分管房地产的市领导。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从检察官指控的下面一个事例中，读者就可以从中领略到李宝金当年在天津房地产界中的“威望”和“风采”。
1998年夏，李宝金到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天津保税区海润达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刘野家里串门，看到刘野居住的条件不太宽敞，便主动向刘野和其爱人杨某提出，若将来他们买房子，他可以帮忙便宜一些。刘野夫妇正想买房子，听到李宝金的承诺自然是感激不尽。
李宝金走后，刘野夫妇便商议着买房子的事情。为选择中意的住房，两口子多方奔走咨询、现场察看，最终看上了通达苑小区一套标价为81万余元新开发住房。但刘野夫妻此时只有30万元存款，同房子报价相差51万元。为达到少花钱买新房的目的，两口子找到了李宝金。
李宝金为人仗义，办起事来毫不含糊。当刘野告诉他看好房子但钱不够的情况后，他立即给通达苑小区开发商天津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天津市某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徐某打电话，以解决市公安局退休老干部住房为名，要求徐某以30万元左右的价格解决住房一套。
徐某接到李宝金的电话后，左右为难。若按照李宝金的要求办，这套房子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而且，下属企业必然要蒙受经济上的损失。但他又没有勇气驳回李宝金面子，因为李宝金在天津权倾一方，地位显赫，自己实在得罪不起。
无奈之下，他只好给下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杨某打电话，把李宝金的意思讲了出来，让杨某帮助解决。杨某听罢，也明白这是一笔亏本的房产交易，但他势单力薄，也无良策应对，只好咬碎牙咽到肚子里，违心照办。
就在刘野妻子奔波办理购房手续过程中，无意中发现通达园小区高层建筑使用的电梯是自己所在的供职单位某电梯公司生产的。这一发现使这个精明的主妇眼前一亮：能不能请李宝金出面与该电梯公司协调一下，让该电梯公司让利于某房地产公司，自己在购房时能得到更大的优惠呢？她将自己的发现和想法告诉了李宝金。李宝金一听，当即答应协调此事。
李宝金亲自找到该电梯公司总裁黄某，要求黄某在某房地产公司购买该公司生产的电梯时予以优惠。同样畏惧李宝金的权势，黄某答应了这桩不平等的交易。事后，某房地产公司在购买电梯时得到了某电梯公司给予的30余万元优惠。作为回报，刘野夫妇仅支付了30.2万元，便买下了这套当时售价为81.54万元的通达园小区B座某套住房。
李宝金不仅在购房上为刘野夫妻出了大力，而且在平日的生活和生意中，也给予刘野很大的帮助和关注。
2003年1月，李宝金荣升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为副部级高官，同时他仍然挂着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的头衔，权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刘野有这样的朋友自然乐不可支，竭尽巴结讨好。他知恩图报，经常找一些机会，给李宝金送上金钱，表示“感激”之心。
2003年春节前，李宝金到刘野的国际贸易公司看望他，临别时，刘野拿出包好的两万元现金送给李宝金作为过年购物所用。李宝金推辞了一番，但最终收下了。
2004年5月，刘野生病在家中休养，李宝金闻讯驾车带着礼品鲜花去其新家探望。闲聊中，刘野得知李宝金即将出国考察学习。考虑到李宝金在国外游玩和生活需要，刘野当即从家里拿出美金5000元送给李宝金。李宝金客套一番后，最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2005年3月，刘野看到市场上做铁精粉生意能赚钱，便想和天津港保税区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做铁精粉生意。由于自己的公司不具备做铁精粉生意的实力，他怕遭到该公司的拒绝，便找到李宝金。李宝金听完当即表态：这事儿好办。你回去以公司现在经营困难为由写个做铁精粉生意的报告，我负责批给这个公司。
按照李宝金的指示，刘野起草好报告，李宝金顺势将报告批示给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安某。安某看到李宝金的批示，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刘野的公司根本不具备经营精铁粉的实力，和这样的公司打交道，名曰“帮助”，实际就是“赞助”。考虑到李宝金的威权，为了保全自己公司的发展，安某违心同意和刘野做一笔铁精粉生意。
为了确保刘野能“赚”上钱，在当时两家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铁精粉购销业务的情况下，安某让刘野先付给瀚通国际贸易公司订金5万元。之后又授意刘野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一个“天津港保税区博美机电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与天津市基建物资公司和瀚通之间的转账，完成了形式上的铁精粉购销活动。从而，使刘野的博美机电贸易有限公司凭空赚取30万元，他人的财产摇身一变，转手落入了刘野的私囊。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李宝金的权势和无形黑手的干预。
空手套白狼，热心肠，背后是颗黑色的心
英国文学家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傲慢使人步入歧途。”这句话对李宝金来讲是再合适不过的。
李宝金从事公安政法工作四十多年，养成了骄横跋扈的处事作风。在天津，李宝金的义气和霸气是出了名的，特别是走上副省级领导岗位后，更是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为了捞取钱财，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达到了“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的地步。
2002年11月26日，天津某集团公司下属的天津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和天津市某物业集团下属的木材四公司进行土地转让过程中，因拖欠木材四公司土地转让费4800余万元，被木材四公司起诉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根据木材四公司财产保全的申请，依法冻结了该公司的账户，对相关财产进行了查封。
为尽快平息纠纷，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某求助于刚升任市检察院党组书记的李宝金。
2002年12月5日，李宝金把王某给他的反映材料批给市检察院有关部门，指令该部门负责人直接和天津市某物资集团总经理王某联系解决。这名检察官只好拿着李宝金的批示找到王某。王某感觉到，一个市级领导对一个普通公司的经济纠纷如此关注，其中定有隐情。他不敢怠慢，让登门的检察官与本公司分管副总经理迟某具体商议解决的办法。
迟某得知李宝金的意思后，心里感到很沉重，担心这件事办不好李宝金有意见。而要办好这件事，木材四公司就得做出让步，在经济上承担一定的损失。
为了让李宝金满意，他只好答应做木材四公司的工作。后经王某出面协调，某公司和木材四公司双方均作出了让步，使双方的纠纷达成了调解意向：由某公司一次性付给木材公司1935.5万元和总价值150万元的商品住房5套，木材公司撤回对某公司的起诉。
12月23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双方的协议。
由于李宝金出面，这场企业经济纠纷虽然很快得以平息，但木材四公司却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两年之后，2005年上半年，李宝金给帮过忙的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某打电话，称自己山东章丘老家现在修桥，请王某考虑一下能否提供100万元的资助。面对李宝金赤裸裸的勒索，王某本不愿给，但一想到李宝金的权势和以前的帮忙，公司今后的发展也许还得求助他，只有无可奈何地答应李宝金的要求。
很快，100万元的修桥赞助款便按照李宝金的意思汇到了他提供的一家名曰龙顺公司的账户上。事实上，这笔巨款根本不是李宝金为家乡修桥募集的赞助，而是他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索取的不义之财。
2003年初，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在进行东移项目建设中，从国外订购了一批锅炉、空压机等设备。按该项目建设原计划，这批设备准备用国产设备，应该在国内采购。因此，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在当初上报立项审批项目时，没有申报这批原本国内采购现已改为从国外进口的设备清单。而决定改用进口设备后，这家钢铁有限公司立即向有关部门补办了申请和审批手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发改委未予批复。
2003年3月，从国外订购的设备如期到达了天津港口，因缺乏国家发改委出具的《国家鼓励项目确认书》和进口设备清单，这批设备不符合免关税条件，被天津海关卡住，不予通关。设备出不了关，东移项目就无法上马，这可急坏了某钢铁有限公司的领导层。
为尽快解决设备出关问题，他们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到天津海关协调免税出关事宜，但天津海关坚持原则，不见国家发改委的批文不放行，事情一下子僵在了那里。
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某在走投无路时，想到了素有交往的李宝金。他知道李检察长手眼通天、门路野，在津门政界说话颇有威力，便登门求助。
李宝金听了事情的原由后，一口应承帮助天津某钢铁公司和天津海关协调，并立即打电话给天津海关主要负责人，以其个人名义请该负责人在天津颇有名气的津利华饭店吃饭。
从工作性质上讲，海关和检察机关联系并不紧密，俩人平常走动也不多。所以，这位负责人接到李宝金的电话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李检察长宴请的真实用意是什么。
当她应邀迈进津利华饭店的包房，一眼望见满脸陪笑、站在李宝金身后的韩某时，瞬间明白了这顿饭的真实含义：这是一场鸿门宴啊！
酒宴上，李宝金提议，由他协调让天津市经委出具国家鼓励项目确认书、天津市政府出具情况说明函，请天津海关对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这批进口设备予以免税通关。
既然李检察长对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如此细致周到，坚持原则的海关关长感到了一股来自行政司法权威无法抗衡的压力，只好妥协。
很快，在李宝金的操持下，天津市经委很快出具了为天津钢铁有限公司进口设备免税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根据这份确认书，天津海关对某钢铁有限公司进口的设备予以免税通关，免税总金额达4100余万元。这笔巨额资金本该收归国家财政所有，但在李宝金的操持下，就这样白白地流失了。
如愿拉回了进口设备，韩某自然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设备还未放稳，李宝金的电话就打来了。这次是李宝金求助韩某：“老韩啊，我的山东老家在修桥，乡亲们让我帮他们化点缘。你看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挤出100万元啊？”
李宝金刚刚为企业帮了大忙，区区百万元“赞助”怎好意思拒绝。这位董事长没有丝毫犹豫，满口答应。
2004年8月20日，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以给付工程建筑款的名义，将100万元人民币转入了李宝金指定的一家公司账户。当然，这笔以家乡修桥名义而募集来的赞助款最终又变成了李宝金私人的专款。
李宝金仅以老家修桥需要资金为由，就先后从三家公司索取黑钱300万元。其心之贪婪，可见一斑。
为朋友帮忙有魄力索要好处更有魄力
从表面上看，李宝金是热心肠的人，只要是朋友找到他有所相求，他都记在心上，尽力去办。殊不知，事成之后，李宝金索要回报更是“积极”。
在这方面，有两个人对此体会最深刻：一个是原天津市某电器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某，另一个是某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某。
早在1998年，时任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李宝金就和高某相识了。
2001年，高某成立了天津某海洋电器公司。为了得到李宝金在生意上的庇护，高某竭力讨好李宝金，多次央求李宝金在适当的时候，为海洋电器公司承揽工程。听者有意，李宝金记在了心上。
2002年下半年，李宝金到天津市大港区视察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天津市检察官学院。在施工现场听取工程进展汇报时，他得知该工程的配电工程还没有上马，便想起了高某所托之事。李宝金现场办公，当即召来市检察院该工程项目负责人，指示该工程的配电电力项目交由高某来办。一个小小的配电工程项目，检察长亲自点将施工单位，这位负责人哪敢违抗。事过不久，价值160万余元的配电工程项目未经投标便交给了海洋公司。
2003年上半年，天津市消防防灾减灾中心配电工程准备面向社会招标。高某想参加投标但又没有中标的把握，便求李宝金帮忙。
这个配电工程的主管单位是天津市公安局下属的某直属局，局长张某是李宝金的老部下。李宝金一个电话打过去，明确告诉张某：高某是我的老朋友，他想参加工程投标，他的海洋电器公司也有实力承担这个工程，希望你能给予照顾。
老领导发了话，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张某随后向分管副局长黄某传达了李宝金的意思。黄某亲自过问此事，安排亲信亲自落实。
为确保高某中标，开标前，他们特意提示高某投标时把价格报得低一些，使他人无法竞争。这一招儿果然有效，最终，高某的海洋公司以129万元的报价顺利中标。
李宝金热情有加地为高某不是白忙活，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金钱上的回报。
2003年11月的一天，李宝金打电话把高某召唤到办公室，以解决本院退休干部住房困难为由，要高某给他准备20万元，办成两个银行卡。
受恩的高某二话没话，立即到中国农业银行北辰区西提头支行办理两张面值分别为10万元的银联卡交给李宝金。
关于回报，在李宝金看来，朋友帮忙显示的是个人情谊，从中索取回报也是出于个人友谊和私交，他从中索取利益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殊不知，假如没有党和人民赋予“公权”，他为朋友“帮忙”的基础在哪里？这“私交”又能维持多久呢？
2004年底，李宝金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下属的某分院检查工作。当时该分院办公大楼建设已接近尾声，但楼内的变电设备招标还未进行，工程成为众多电器公司的竞争目标。
这时，李宝金突然又想到了高某。吃饭时，李宝金给该院主要负责人示意，将来该分院办公楼的变电工程可交给高某来做。既然顶头上司李宝金发了话，该院领导只有遵从。
事隔不久，该分院办公大楼130余万元变电工程未经招标，便轻而易举地交给了高某承包施工。
高某赚了钱，李宝金要从中分一杯羹。2005年9月上旬的一天，李宝金又把高某召到办公室。他以9月10日到南开中学参加校庆需要向老师赠送礼金为名，要高某为他办理每张面值为5000元的银行卡20张，共计10万元。
高某领旨后迅速派专人到天津商业银行融盛支行办理了每张面值为5000元的银行卡20张。事后，亲自登门，把这20张总价值为10万元的银行卡送给李宝金。李宝金为讨得情人们的欢心，这些银行卡在携手之间分别落入了情人们的腰包。
天津市某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某是李宝金的老朋友。两人交往多年，李宝金对王某的经营也曾多次伸出援助之手。
2005年，王某的足球俱乐部准备举行女足联赛，但经费不足，于是找到李宝金，请求帮忙拉点赞助。
李宝金热衷于体育锻炼，面对王某的求助，他没有推辞，很快向许多关系户发出摊派赞助指令。第一个接到赞助指令的是天津某建工工程总承包公司董事长殷某。当时，天津某工程总承包公司刚承建完天津市检察官学院多功能厅建设项目，收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支付的460万元工程建设款。殷某的公司能承揽这个工程得益于李宝金当初的关照。
2005年5月上旬的一天，李宝金打电话给殷某，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建工工程公司给女足联赛赞助100万元。由于赞助数额太大，再加上公司当时经营状况不是太好，殷某有些为难。但考虑到李宝金是市领导，当初自己的公司承建检察官学院工程时也曾受到李宝金的关照，为了企业将来的发展，他只好忍疼割肉，同意赞助100万元。
5月16日，这笔赞助款以广告业务费的名义被划到了天津市某足球俱乐部的账户上。
事过不久，李宝金又把电话打给了天津某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某，要求韩也赞助该俱乐部100万元。
两年前，李保金在该钢铁有限公司从国外进口设备免关税上出过大力，这次，他发出要该钢铁有限公司为天津某足球俱乐部赞助100万元的指令，韩某当然不好违背。很快，这100万元的赞助款也打到了俱乐部的账户上。
2005年8月，李宝金又把“赞助”的目光盯住了天津某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把电话打到董事长李某的办公室，开口要求对方赞助天津某足球俱乐部50万元。当时，某城建集团经济状况比较紧张，这50万元赞助款实在是拿不出来。但李宝金既然开了口，李某又不敢不从，只好从自己公司的下属企业为天津某足球俱乐部解决50万元赞助费。
就这样，李宝金运用自己的公权，为朋友王某举办女足联赛“拉”来了一笔又一笔的商业赞助。有的企业经济条件差，拿不起李宝金摊派的赞助费，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完成李宝金交办的“赞助”任务。
2005年底，天津市某公司总经理周某接到李宝金分配给他赞助50万元的电话后，做了难。周某走投无路，只好再求助于别人。最后通过本公司的一个业务联系单位的帮助，赞助了天津某足球俱乐部50万元，才算勉强应付过去。
就在一笔笔赞助款到位不久，李宝金开始向天津某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王某伸手了。
2005年11月的一天，李宝金打电话给王某，提出为解决检察院个别干警的困难，让王某给他办理每张面值为5万元的银行卡四张。足球俱乐部财务管理严格，无故划拨20万元给李宝金，王某一人不敢做主。足球俱乐部领导层专门开会研究认为，李宝金为俱乐部举办女足联赛出了大力，同意划出20万元给李宝金。当月中旬，共计20万元的4张银行卡便送到了李宝金的办公桌上。
除上述20万元外，李宝金还以出国考察、春节探望老干部等名义，从王某处索取和接受贿赂美金3000元、港币1万元、4000元人民币存折5个，报销其亲戚治病医药费2万余元。上述款项共折合人民币约计7万余元。
挪用公款李宝金没忘化公为私
李宝金私下里曾给别人讲：“没来检察院前，不知道检察院的权力有多大。来了才知道，检察院的权力这么大，想查谁就查谁。”
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李宝金在天津政界“官风”跋扈，他在公开场合曾多次狂言：谁不听话就查谁。国家赋予他的法律监督权成为他树立个人权威的法宝。
现实生活中的李宝金不仅工作作风骄横，目中无人，更严重的是，作为一个执法者，他视法律为儿戏，公然以身试法。李宝金的无法无天和利欲熏心，从他大胆挪用公款的事儿也可见一斑。
2003年3月，李宝金早在市公安局任职时认识的老朋友、天津市德祥公司董事长夏某找到李宝金，说自己公司急需一笔资金，看李宝金能否支援一下，所需资金他可以支付利息。
李宝金在公安局主政时就养成了个人说了算的习惯。面对夏某的求助，他当即把机关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召来，责令该负责人将500万元公款拆借给德祥公司使用。这位负责人明知这样做违背财务管理制度，但面对一把手的指令，他哪敢违抗，只好奉命照办。500万元公款就这样在未经集体研究、又未告知其他领导成员的情况下，仅凭李宝金一句话便脱离了机关的控制，划到了一个企业的账户上。虽然这笔被挪用的巨款很快还了回来，但身为执法者的李宝金无视法律、执法犯法的做法也着实令人惊叹。但是，顶风冒险，聪明的李宝金图什么？
在帮助夏某的德祥公司渡过难关后，李宝金便开始索取回报了。
2003年8月中旬的一天，夏某约李宝金吃饭。闲聊间，夏某问李宝金有没有个人消费方面不好处理的。李宝金随手便拿出个人消费款额8万多元的票据三张让夏某给报销。
事隔不久，夏某将9万元交给了李宝金。李宝金在夏某的公司报销发票还不算，后来干脆向夏某索取金钱。2003年11月初，李宝金打电话给夏某，要夏某给他准备10张每张面额为5000元的银行卡，作为他平时消费所用。李宝金收到这10张卡后还不满足，过了一星期，他再次打电话给夏某，让夏某再办10张银行卡，每张卡的面值仍是5000元。夏某从命照办。后因其中的两张因密码问题不能使用，李宝金将这两张退回了夏某。
商人的付出在于回报。面对李宝金一次次的勒索和无度的索取，夏某都一一满足。因为他知道，只要能满足李宝金的需求，今后找李宝金帮忙就会顺利的多。果不其然，2004年3月，夏某的公司资金运转又出现困难，夏某找到了李宝金求助。李宝金继续以身试法。
从2004年3月至11月，他指令下属先后七次将市检察院服务中心的900万元公款擅自借给夏某公司使用。但这次借出的巨款，归还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由于生意上的原因，900万元借款一直未能按约定时间归还。
这么大一笔公款在外面漂着，李宝金着了急，他也知道这笔公款被长期挪用的法律后果。
为掩盖自己擅自挪用公款的真相，2005年6月，他只好请某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代夏某公司还借款600万元，让自己的红颜知己王小毛的浩天集团代夏某公司还款300万元。虽然他想尽办法平上了挪用公款这个大窟窿，但这种故意犯罪行为还是为自己锁上了一条牢牢的法绳。
情义场上走完“辉煌人生”
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李宝金在利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的职务便利和职务上形成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71.47万元，美金1.8万元，港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87万余元；挪用公款1400万元。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就在李宝金大肆玩弄权术、在法律的刀尖上跳舞的时候，法网突然向他撒来。
2006年6月12日下午，李宝金在办公室正在和部下商谈工作，中纪委和天津市委的有关领导突然而至，向毫无准备的李宝金宣布了中纪委对他实行“双规”的决定。
很快，李宝金被带到了距天津市只有百里之遥的河北省唐山市中纪委办案点。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致使搞了半辈子公安侦查的李宝金竟没有一点点察觉。在李宝金落马之前，红颜知己王小毛被警方控制。
王小毛自从认识李宝金后，生意越做越大。1999年8月，在她的运作和李宝金的全力支持下，浩天集团正式成立。该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和交通基础实施建设。为帮助王小毛浩天集团的发展，李宝金让渤海化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戴成文全力支持王小毛的公司。戴老板财大气粗，很快拆借了一笔巨额资金用于浩天集团投资房地产和高速公路建设。浩天集团每次楼盘开盘，李宝金都亲自前往祝贺，为集团撑腰增光。
李宝金的显赫政治地位和特殊社会影响，为浩天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政治庇护。此后，李宝金、王小毛、戴成文互为利用，结成了利害相关的利益共同体。
王小毛靠着银行贷款和从政府拿到的便宜地皮，房地产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很快在天津卫出了名，集团总资产最高时曾达到近三十亿元人民币。凭借房地产打下的基础，王小毛这个精明的女人又把目光转向了投资高速公路。而王小毛被查也就是从高速公路建设引起的。
2006年3月，浩天集团为缓解承建的天津至汕头高速公路工程资金缺口，擅自挪用了由其控股的浩天津晋(天津至山西)高速公路公司准备还贷的准备金4000万元而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为防止资金流失，王小毛刚从美国考察回国一下飞机即被警方带走。
因涉嫌经济犯罪问题，戴成文也被司法机关立案审查(2007年4月27日，戴成文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顺藤摸瓜，李宝金这条大鱼现形了。
李宝金被“双规”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通力配合，很快查明了李宝金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
为把李宝金受贿大案办成铁案，专案组从纪检和检察机关抽调精兵强将投入对李宝金一案的全面侦查和审查。
“双规”之初，李宝金对抗审查情绪十分激烈，只承认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有方法方式不当的失误行为，拒不承认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案组工作力度的加大，李宝金感到党的反腐败力度和专案组掌握的铁证已不容他抱有丝毫侥幸和幻想，因此，他悬崖勒马，明智地选择了走宽大处理之路，开始陆续坦白和承认了自己受贿、挪用公款等主要犯罪事实。
为表明自己悔罪，他还积极配合检察机关，退缴了受贿的赃款赃物。他还多次向专案组撰写悔罪书，认真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
2007年11月22日上午8时30分，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依法对李宝金受贿、挪用公款案进行公开审理。
那天，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李宝金认罪态度出奇的好，他对检察机关的每一笔犯罪指控都诚恳接受，对法官的询问都认真回答。
2007年12月19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李宝金悔罪表现，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认为：被告人李宝金受贿24次，受贿款项共折合人民币562.9万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中索贿19次，索贿款项共折合人民币543.6万元；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且因受贿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确属受贿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鉴于被告人李宝金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受贿的赃款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李宝金挪用公款1400万元，情节严重，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以李宝金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宝金如此终结人生，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点评：
李宝金位居高位、为政不廉、贪婪无度，最终由执法的大检察官沦为阶下囚，教训之深，发人深省。剖析本案，李宝金走上堕落之路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是乱交商友，“殇情”害人。李宝金的朋友大都是津门的商贾巨亨，在这些朋友圈里，他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执法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意玩弄公权，践踏出卖国家利益，在为朋友“帮忙”的同时，把自己也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个人“义气”害了他。
二是目无党纪，作风霸道。无论是在公安机关任职，还是担任检察长，李宝金都毫无党纪党性观念，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他的脑海中荡然无存；他以公权而自恃，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为所欲为，最终把自己害得身败名裂，是“霸气”把他送上了法庭。
三是官商勾结，贪欲当头。李宝金身为副部级领导干部，不把主要心思放到如何公正执法、执政为民上，而是运用公权为商人协调关系、谋取利益，执法权成了他权钱交易、索取贿赂的砝码。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规定，他充耳不闻、置而不顾，个人利益严重至上，泯灭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良知，是严重的个人利益和私欲无度把他由公仆变成了贪官。
四是世风不正，无人抗上。纵观本案，李宝金每次权钱交易，无一例外是用公权压制对方让利于私，逼迫对方顺从自己。在权势的高压下，无论是执法机关的海关关长或处长，还是商海中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无人敢对李宝金的徇私谋私据理抗争。一味地顺从和迁就助长了李宝金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假如本案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守法的商人敢对李宝金的权势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不”，事情的发展也许是另一种态势。从这一点说，世风不正，也铸就了李宝金的人生悲剧。
【廉政对话】
中纪委官员披露:
李宝金吹自己在天津能干招怀疑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我手里拿的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印的是2007年10月第一版，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在这本最新的党章的第二章讲的是党的组织制度，第16页的第13条，最后一行写的是，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什么是巡视制度，又是由谁来执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中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的组长祁培文。祁培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1984年起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1991年至1995年先后任第五案件检查室副主任、主任，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1992年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1995年1月被补选为中央纪委常委；1997年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常委；2002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今，任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
主持人：让我们有请祁组长,欢迎您。祁组长，我想您一定看到了在党章里面写着刚才我念过的那一句话，从事您这样的工作，看到这一行字印在党章当中，心情跟其他人会有些不同吗？
祁培文：我们做巡视工作这些同志感觉到欢欣鼓舞，一个觉得责任重大，肩膀上的担子更沉重；再一个感觉到使命相当光荣。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中央一直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
李小萌：尽管说巡视制度刚刚写进党章，但其实巡视制度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那个时候为什么党中央决定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呢？
祁培文：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大力度，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查办一些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高中级干部里面，不断有一些干部走向堕落，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有一些人走向了腐败的深渊，这件事情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这些人犯错误，我们很沉痛；另一个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我们追究一下原因，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主观上，理想信念的丧失，经不起各种各样的诱惑，滥用自己的职权，最后走向犯罪，堕落下去。这是主观原因，这叫咎由自取，由他自己负责。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党内监督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环节上还有薄弱环节，有空隙，这些人走向犯罪的道路。从客观上来讲，也有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中央就考虑怎么弥补我们监督体系上、监督制度上的缺陷，弥补这个空隙。过去讲自下而上地监督，舆论监督，组织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中央就想，我们要解决一下自上而下地来进行监督。
李小萌：因为在民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祁培文：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怎么能够进行自上而下地监督，于是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从1996年开始，中纪委、中组部就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共派出10批巡视组，对20个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6个部门开展了巡视工作。在工作中，中央巡视组掌握了大量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一些重大案件的线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3年，根据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部署，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中央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巡视工作办公室，组建了五个地方巡视组，前往贵州、湖南、吉林、江苏和甘肃等省份开展巡视工作，主要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特别注意了解省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廉洁从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拔任用干部等重要情况。
李小萌：巡视这两个字表面上理解就是走走看看，但内涵要比这个丰富得多了，到底是怎么巡视，谁来巡视，被巡视的又是谁？
祁培文：巡视一开始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就讲，巡视嘛，巡就是转一转，视就是看一看，合起来就是走一走看一看，实际上巡视不是人们理解的这样简单，也不是理解的这样肤浅。从中央的初衷来讲，是爱护干部。这种制度能不能解决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能不能对这些高级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加大监督力度，关键是这个问题。中央要采取这个措施，出发点、目的就是监督这些人，因为这都是薄弱环节，你看得着的管不着他，看不见的想管管不着他。一般的党政一把手在一个地方权力很大，他如果失去了监督，很容易走向腐败。中央就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自上而下监督。
李小萌：走走看看能不能监督一把手。
祁培文：走走看一看不行。中央派的巡视组到了这个地方，经过一段巡视，可以发现一些人已经违反了纪律，发现违反了纪律，那就按违反纪律、违反法律这个办法来解决，及时调查，及时清除一些腐败分子，这是一种。再一种，发现有一些干部在廉政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还在那个边缘，还没有掉下去，有这个倾向，有这个苗头，对这样的人，我们不是一棒子打死，要给他们提出一个警告，亮个黄牌，提醒他们，要注意，改了就好。所以巡视工作实际上把关口提到了前面，就是加大了事前和事中的监督，避免了事后监督这个弊端。什么叫事后监督？事后监督就是他已经掉下去了，你再去监督他，那只能用查案的办法解决，一查案子就得处理，我们不希望把干部处理了，放在监狱里，不希望这样。
李小萌：接下来我想问的是这么重大的任务，谁有资格来做？谁有资格作为巡视组成员，谁又有资格作为组长？
祁培文：中央巡视组到省里，像我这个第二巡视组一般是九个人。
李小萌：包括组长在内？
祁培文：包括组长在内，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组长是由退出领导岗位，但是还没有办离退休手续的正部级领导同志，有部分是副部级的领导同志，这些老同志都有做党的工作经验，还应该是在党内有点影响力的，副组长是一般副部级的巡视专员，这个人都是中纪委和中组部派，组长就不一定是中纪委和中组部了，组长现在有中纪委的，但是有很多是各省市刚刚退出领导岗位的一把手，还有一些省市纪委书记刚退出领导岗位，也参与了这个工作，还有各个部委刚退出领导岗位的一些领导同志。
李小萌：作为这样巡视组的成员，除了他的工作背景、工作能力之外，他的廉洁守法是不是更重要的一个考核标准？
祁培文：是，是一个条件，这些人有局级干部，像我们这儿坐的有很多局级干部，还有处级干部，由九个人组成这么一个小组，进行巡视。这些人是要有条件的，要什么条件呢？首先，应该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第二，就是有很强的党性，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对党负责，忠心耿耿。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精神，没有任劳任怨的精神，去了以后稀里糊涂，就是你刚才说的，转一转看一看就回来了，重要的事情了解不到，应该做的事情没做，这个不行，跟中央派巡视组这个初衷完全相违背，这些同志对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下去了以后不是那么简单，好像抓馒头一样，那么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下苦功夫，真实情况是了解不到的。所以对党一定要有责任心，高度的责任感，党性很强的人来干这个事儿。你想想我们这些同志一年在外面八个月。
李小萌：从2003年到现在每年都是如此吗？
祁培文：对，每年七个月、八个月都在外面，这不是简单的事儿。第三个条件，还得有点本事，什么本事呢？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在群众当中起码能给大家一个可敬可信可爱的形象，不然跟大家融合不起来。最后大家有话也不想跟你讲，讲了还有风险。大家说话，有的是直着说，有的同志还得从他的话里听声音，听他的话外音，有的同志谈话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儿不是一件什么事儿，没有把它当成重要的事儿，随便这么说了一下，这就看我们听的人有没有这个觉悟，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意识，能不能把信息捕捉过来，这就是本事，要善于捕捉信息。
李小萌：那得有点侦探的本事。
祁培文：不是侦探，是要靠我们的分析，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判断。
李小萌：即便算是，您说的所有这些条件，您的工作人员都能满足了，但是这个巡视组从中央到地方去，人家都知道你们是来干嘛的，怎么样真正能够接触到事情的真相本身呢？你们的工作方法、工作手段都有什么呢？
祁培文：方法很多，我们可以去调查研究，可以谈话，可以查资料，可以明察暗访，但是这里最根本的方法是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开一个座谈会，一起不好说，要个别谈。
李小萌：个别谈话应该是很费时间的一种工作方法，每到一个省份，一个工作组下来，要谈的人大概能达到多少个？
祁培文：有四百多人，三四百人。
李小萌：三四百人个别谈话，逐个谈？
祁培文：三四百人都要谈话，但是这个谈话一开始大家都说了一些一般的话，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感，是通过跟我们接触，逐渐建立起来的，第一次谈话不一定跟你谈得很彻底。
李小萌：那您怎么跟他们交流，让他们有安全感？敢说实话呢？
祁培文：我们要诚心实意地跟他了解情况，给他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完全是你为党的利益，我也为党的利益，咱们都是一致的，有些话如果不讲，我们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性很大，非讲不可，我们的经验是，只要他了解情况，他今天不讲他明天讲，对你不讲对他讲，这个地方不讲他那个地方讲，他最后肯定要讲出来，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诚意地向他了解情况。有的人，我们发现他知道一些情况，他讲话的时候，他总留一点口，他说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没有了，这个就是有个口子，他还在试探，你是真想听还是假想听，是真想解决问题，了解情况，还是假想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李小萌：作为工作组下来工作，巡视组的工作方法是特别重要的，每到一个地方，你们是大张旗鼓地进驻还是要悄悄地去？是哪种方法呢？
祁培文：巡视组非常避讳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张旗鼓，大张声势，这是我们坚决避免的一条，但是巡视中你说我们开展工作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也不行，我们一去就给大家一个昭告，先开一个见面会。
李小萌：多大范围的？
祁培文：副省级以上的干部，还有我们组织部、纪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开一个见面会，给大家讲一番话，说明我们的来意，我们来的目的，我们检查的重点，我们检查的方式，还有我们的工作安排，还要提出一些要求，这是一个见面会。讲完了以后，书记还要表一个态，最后他还要介绍一下这个省的情况，这个见面会就完了。但是见面会完了要发个消息，这个消息里面就要公布一个信息，公布一个电话信箱，为什么呢？就是让广大干部群众都知道巡视组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巡视组活动一律不报。
李小萌：但是要想找你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祁培文：可以找得到的。
李小萌：这些年您亲自谈话的非常基层群众都有些什么样行业的人呢？
祁培文：首先党政机关的，其它的各个行业，有炒地皮的老板，有房地产的老板，有商店的老板，还有各行各业的，党政机关各个部门的同志，还有老百姓、农民、工人，甚至军营，还有北京驻省里的机构，包括新闻机构，我们很广泛地接触群众，获得一些信息。
在实际工作中，巡视组可以采用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文件资料，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民主测评、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式，广泛了解有关情况。
在这些工作方式中，个别谈话是巡视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了解到重要的、真实的情况主要靠个别谈话。近年来查处的陈良宇、侯伍杰、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
李小萌：李宝金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了，因为索贿受贿，因为挪用公款已经被判处死刑，当时你们是知道了一些举报，知道了线索去到天津的，还是说惯例的谈话当中发现的问题？
祁培文：李宝金跟巡视组谈话，吹呼他自己在天津怎么能干，为国家做了多少事情，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情，他讲得生龙活现，他最后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儿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儿我都可以办。我们就琢磨这个事情，这个检察长有这么大的权力，市长办不了的事儿他能办吗？
李小萌：说明这个人讲义气。
祁培文：市长办不了的事儿你办，办什么事儿？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就划个问号，后来我们就问一个跟他很熟悉的老板，李宝金跟你关系挺好，李宝金说他在天津什么事儿都可以办，市长办不了的事儿他都能办，那个老板说句什么呢？那能办，你不给他办，他办你。懂这句话吗？你不给他办，他要办你，明白了，原来李宝金是利用查案的职权，让人家给他办事，你要是不给他办，他就办你，他就抓你的辫子，他就是这样的。现在事实已经明白了，比如说我给你买套房子，我跟老板说，这个房子60万一套，你给他30万，老板没办法，30万就卖给你一套房子，你是少花了30万，你就得表示一个意思，省那30万，你得给我李宝金一点。你看，就这么弄钱。
李小萌：在从这个谈话对象这儿听到这么确凿的一句话之前，您对李宝金这个人是什么印象，周围的谈话群众对他的反映是什么样的？
祁培文：有人说他好，给别人办事，孩子上学上不了，他去办，房子贵打八折他去办，户口办不成了他去办，哪个人没有工作了他去给找工作。
李小萌：那是个好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
祁培文：但是你要分析一下他是检察长，他给哪一个人把一个错案翻过来了，如果他办这样的事，给他伸大拇指，办的都是讨好人的事儿，比如说我想讨好一下你，你有一个朋友下岗了，卖点东西，我早晨专门跟你在一起，咱们俩到你那个朋友那儿看看，毛巾多少钱一条，两块钱，一天卖几条？一天有时候一条也卖不了，生活很困难，然后我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朋友要不要帮助一下，你当然说，可以呀，李检察长你要能帮助你帮助一下。他就找卖空调那个地方，跟老板说给你增加一个人，工资两千块，明天就上班，命令式的，那些老板也不敢惹他。
李小萌：当您听到谈话对象说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这句话，预感里边可能会有问题，巡视组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祁培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属于我们巡视对象，要注意他，进行了解，后来中纪委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件进行调查，一查查出一个死缓来，就是这样的。
【文学随笔】
幸福其实很简单
刘家云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这是一个朋友的幸福观。乍看起来，人活着，就得吃饭、睡觉，就会有哭有笑，此等生活小事何足挂齿!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
一个人能吃，表明他身体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能吃是身体好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如果连这点“本钱”都没有，能算是幸福的吗?我有一个患病的亲戚，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唯一羡慕别人的，就是想吃时能吃，想睡时能睡着，想笑时能笑得开开心心。假如真能这样，即便生命随时终结，也是幸福的。可正处于青壮年的他，被病魔折磨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生不如死。这个并不算高的希望对他来说，却是如此高不可攀。
一个人是否睡得着，除去身体因素外，还与他是否做过亏心
事有关。有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没有做过亏心事的人，活得坦然、踏实，觉睡得香。而做过亏心事的人，生怕自己所做的亏心事被人知晓，因而受到法律追究或道德惩罚，不得不成天提心吊胆，以至于夜不能寐。一个人如果长期睡不好觉，身体绝对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样的人即使拥有高官厚禄和万贯家产，又何谈幸福呢?
一个人笑得出来，表明他没有烦心事，活得轻松。一个人如果遇上了烦心的事，他是笑不出来的，即便强笑，也是苦笑。唯有生活充满阳光的人，才笑得出来，才是幸福的。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幸福原本如此简单!可总有那么一些人，把拥有权力和金钱当成幸福。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这些人不惜绞尽脑汁，甚至违法犯罪。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就连原本属于他们的看似很简单的幸福也一并失去了，这叫得不偿失。
稻草原理与“怕”字当头
杨玉国程波
当你看到清澈的溪水、看到蔚蓝的天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时，你肯定会感到神清气爽吧？正是从水和天空的“清”中，人们引申出了“清”的许多含义，包括它的社会政治意义。一个“清”字，从古至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其中的廉洁奉公、干干净净，即要求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可见，清廉是一种境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做支柱的国家，难以发展进步。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作风的党员干部，难以清正廉洁。在这一点上，郑培民等许多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已经用行动作出了回答。郑培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百姓历来喜欢清官，一个政治家及其亲属在经济上是否清白，是他是否能够获得公众拥护的主要因素。”
古人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既能为“公家”办好事，又保证自己干干净净，像高洁的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对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常言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所以，禁锢于一己得失之中，纠缠在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是自私可怜的生活；挣扎于纸醉金迷之中，放荡于灯红酒绿之间，这是糜烂的生活。只有廉洁从政，朴素度日，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才是共产党人平凡而高尚的生活。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个人往一匹健壮的骆驼背上放了一根稻草，骆驼没有反应；他再添一根稻草，骆驼还是没有感觉；他一直往骆驼背上加稻草，当最后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放到骆驼背上后，骆驼终于不堪重负，瘫倒在地。这就是著名的稻草原理，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典型事例。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还是近几年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他们中许多人的经历都充满了辉煌，头上都顶着耀眼的光环。听一听他们的忏悔，哪一个不是悔恨地说“关键是没有挡住第一次诱惑”？有了“第一次”后，他们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滑向了腐败的沼泽，想回头时已不能自拔。
清代学者纪晓岚曾这样说过：“做人要记住一个怕字。”这种“怕”就是做人要明事理、守法纪、知不足。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一上任就跟大家说，我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一个是经验不足，一个是对岗位的敬畏。”他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态看待权力。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体现的是自律和慎独。
物以“正品”为珍贵，人以“正直”为崇高，心以“正大”为光明，行以“正道”为高尚。所以，我们要向廉政典型们学习，坚持清廉，不做贪官；乐于富民，不做富官；勤勉敬业，不做庸官。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拒腐防变的自律意识、争先创优的发展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风正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奋斗。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清廉”伴我们同行。
